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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克:“永远在路上”的诗人

作者: 苟文彬 来源: 中国青年作家报 时间: 2019-12-09 阅读: 在线投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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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克为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题词:花蕾的风铃摇醒了黎明。李晗/制图

杨克,《作品》杂志社社长,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,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,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,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研究员,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中心云山讲座教授,出版有《杨克的诗》《有关与无关》《我说出了风的形状》等11部中文诗集、4部散文随笔集和1本文集,并出版有6种外语诗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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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克喜欢种花草的名声在外。每每谈及杨克种花草的那些事儿,文友们最后一致归结到心灵和精神上来——杨克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,心态平和,不激锐,尊重自然规律。曾经长期有多只野鸟在杨克广州从化家中的晾衣架上栖息,他也认为是自己“气场温和”所致。

杨克热爱种花草的态度,反映到诗作中,就是日常性、客观性、精神性的结合。

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

硕大而饱满的天地之果

它怀抱着亲密无间的子民

裸露的肌肤护着水晶的心

亿万儿女手牵着手

在枝头上酸酸甜甜微笑

多汁的秋天啊是临盆的孕妇

我想记住十月的每一扇窗户

(《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》第一段)

这首诗写于2006年,央视新闻主播李修平、王世林在2008新年新诗会上朗诵过。

石榴是杨克侍弄花草中的一种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蕴多子多福,是个很吉祥的符号。杨克的这首诗,紧紧抓住“石榴”与“祖国”这两个关键词。

石榴很大,我们国家也很大;石榴籽很多,我们中国人口也很多;石榴籽是透明的、亲密无间的,因而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儿女的心是水晶一般的;石榴打开来,里面是一瓣一瓣的,以微黄色的果膜分隔,而我们国家地理上也是一个个省份相邻的;石榴向东一面比较红,西面比较青涩些,我们国家也是东部发达,西部欠发达一些;高原上的女孩,脸蛋被紫外线晒出的“高原红”,圆圆的,红晕就像石榴一样;“石榴的一道裂口”与“龟裂的土地”“手掌的沟壑”,共证了我们国家发展进程中黎民苍生的艰辛付出,对底层人民的热爱,溢于言表。每一句诗,既可以说在指祖国,也可以说是在描述石榴。杨克通过颇具匠心的意象,表达事物间暗含的关联性,这种比喻上的相关联性,连接了“家国情怀”的主旨。

“双11”的前一天,我来到杨克先生在广州番禺的家采访。出了电梯,只见敞开屋门的入户厅窗前,一个身影正弯曲着。不用说,肯定是杨克又在侍弄他的花花草草。

我敲了两下门框,那弯曲的身影果然传来熟悉的声音:“进来,进来。”杨克直起身来,将双手在腰间擦了擦,伸出右手匆匆和我握了一下,算是打招呼,然后又躬身将一盆叫唐印的多肉植物,搬去客厅阳台晒太阳。

一个“行走”的诗人

有人酸甜,有人麻辣,有人喜原汁原味

八大菜系风靡神州,各不遑让

当周游列国,从巴黎到纽约

在刀叉下受虐一周的胃

所有人的味觉,瞬间全被唤醒

炒煮蒸烹的中餐佳肴就是我的祖国

(《我的中国》第一段)

这首写祖国的诗篇,是杨克今年8月在广州英国领事馆等待面签和按手印期间写出来的。在此之前,上海市作家协会的朋友希望杨克写一首跟祖国有关的诗,以供10月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朗诵会现场用。

关于祖国的诗,在杨克看来,13年前(2006年)写的《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》,几乎写尽了想象与联想。对于上海朋友给的创作任务,杨克一度认为无法完成。因为以杨克的风格,写祖国与创作其他诗一样,不能写套话、大话,相似的话,要寻找新鲜独一的角度,要具象而细致,可感可触摸。

“拖延”了一些日子,杨克收到英国利兹大学邀请他9月去参加诗会的函,在广州英国领事馆办理签证期间,杨克灵魂深处的记忆突然被唤醒,灵感倏然降临。

灵感来自于“行走”见闻。

杨克曾去江苏无锡参观过小娄巷。这条百余丈的短巷,历史上出过1个状元、11个进士、15个举人,当代科技文化名人也很多,有王选、钱钟书等,院士也不少。杨克认为这跟当地的“东林书院”有传承,由东林书院又想到了《诗经》《楚辞》,想到了屈原、杜甫,张载、辛弃疾、文天祥,再到艾青、闻一多,这些“家国情怀”都是诗歌绵延不绝的精神元素。

杨克认为,外国也不乏“家国情怀”的大地之歌,比如惠特曼《我听见了美洲在歌唱》,莱蒙托夫的《祖国》,聂鲁达的《马楚·比楚高峰》,肖邦也因为《波兰舞曲》被称为钢琴诗人。今年7月,在纪念莱蒙托夫的晚会上,杨克上台朗读《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》,就是为了呼应这位俄罗斯先贤。

自1999年起,杨克受邀参加过日本、英国、挪威、芬兰、哥伦比亚等众多国家的诗歌交流。每次出国几天后,杨克最怀念的就是中餐,最亲切的就是看到中文听见乡音,这让他找到了《我的中国》这首诗的写作路径。

再联想到几乎所有的中国神话传说,都是与最高的神这个主宰抗命的,这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。杨克认为,这首诗既写民俗习性、中华经典,也应该写山川,写土地,写黎民苍生,写慎终追远,写自我,写内心,写梦呓,写卑微的生活……浮想联翩,一一涌来。

于是,一篇气吞万象、八面贯通、层次分明、秩序井然、纵横交织、经纬相连的《我的中国》诗作出世了。

“很欣慰,同一题材,我竟然写出两首不同的诗来。”杨克说。

赞叹之余,我更钦佩他有一个“行走”的大脑。不少文章和诗歌,都是杨克在高铁、机场或者飞机上,用手机写的。杨克也很欣赏那些去哪里都带着笔记本和笔、随时记下几句的人,但他走到哪里有了灵感,就直接在手机备忘录上创作、修改。

杨克说,每到一个城市,都喜欢逛商场。“很多文人会喜欢逛书店,但是我跟大多数人不一样,会更喜欢关注那个城市。因为我写作的很多素材都来自于日常生活,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发现或者见识。我觉得,这个城市的书店跟那个城市的书店,其实差别不大。但是商场恰恰是代表了这个城市跟另一个城市生活品质的不同,而且每个国家、每个时代都是不同的。正如我十几年前去越南逛商场,我就觉得他们的商场跟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差不多,这样我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大致水准,生活的某种变化。再者说,走在商场里,看到一些好东西,并不表示我要买下它们,光看着也觉得挺舒服。比如去美国,我也会花两三个小时去逛奢侈品大卖场。”杨克说。

《在商品中散步》《天河城广场》《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》《生命的轨迹》《洋山港》《晨过石蠔村兼怀杜甫》《人的一生总有某个时刻像丧家之犬》等诗歌,都是杨克“行走”出来的,都是从小处着笔,体现出他的一种底层关怀意识。杨克认为“民间是诗人的精神立场和写作的出发点,是诗歌的在场”“很多年生活底层的经历,奠定了我的诗追寻存在意义的基调”。民间的立场,其实也正是杨克“灵魂观察”的立场。

作为有意味的追求,杨克写了不少先锋语言实验和意象缤纷的诗作。他的诗歌具有另一种超越性,这种超越性在于不管写作对象是老百姓熟悉的,还是不熟悉的,杨克对环境或空间有着敏锐的认识,社会变化在他的诗歌里有鲜明强烈的反映,他敢于面对现实,承认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与危机,乃至用叛逆者的眼光,对某些现象提出怀疑。怀疑之余,杨克并不停留在矛盾、徘徊、苦恼中,而是以细腻生花之笔,大胆地探求光明,让人们看到生活的希望与美好。

“我想说写作是个人化的,但既要表达个人感受,也要表达这个时代,表达这个公共空间。”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,杨克的写作始终有一条主线,就是跟中国和这片土地有密切的关系,他的写作不是公共合唱,而是个人发声。杨克并不排斥外部公共空间,他坦陈自己表达的是心灵,既有诗人的独特感受,也要找到与人心相通的那个柔软的心灵,但这心灵也是外部空间的一种折射和反映。虽然是个人发声,但关注外部的世界,当然也关注我们的内心世界和我们的精神和灵魂。这一点,与马尔克斯(代表作《百年孤独》)的“空间叙事”写作不谋而合。

一个面向未来的诗人

“创新”是个永不过时的流行词。杨克说文学观念也要有创新,跟文学有关的新的事物我们更要接纳,因为这关乎文学的审美。

一个诗人不要因为写诗就只读诗。这样读书,营养非常单一,应该看杂书。包括中国古代的建筑、民居,有关战争的,哲学的,还有民俗的剪纸、菜式,等等,杨克认为都应该有所阅读。“有一次看微信,一个小学生说《西游记》的确是吴承恩写的。因为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,无论孙悟空取经走到哪里,小说里写的菜基本上都是淮安菜。我认为这个小学生的阅读角度就很好,通过淮安菜来求证《西游记》作者,这就是文学阅读的一种创新。”杨克说。

在文艺发展史上,历来存在着综合与创新,中国传统,作文必尊《诗经》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,写诗词则宗唐或宗宋。而另一种审美,则强调创新。南北朝时的刘勰就曾大力倡导“凭情以会通,负气以适变”“变则其久,通则不乏”(《文心雕龙·通变》),就是要作者根据自己的“情”和“气”,不拘于前人,采取通变而有创新,创新才能产生好作品。

杨克认为:“谈及中国的诗歌,不能只有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一个标准,既要和中国古典文学有某种呼应,也要有一种开放心态去吸纳当代世界文明的精华,包括从《荷马史诗》到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的作品,都应该成为当今写作的一个视野和标杆。”五四以来的新诗,至今令人诟病的一种文体,叫“翻译体”,“我觉得这也要辩证地看,除了读起来别扭的弊病,其实它们也丰富了汉语表达的另一面。写作首先要回归纯正的汉语,也要适当地吸收一些翻译体,使现代汉语更丰富。”

其实现代汉语的很多词语已经不是中国古代汉语词语,它是日本人先用汉字翻译了西方现代词语,后来由鲁迅那代最早留学日本的文化人带回中国,形成了很多汉语新词语,包括人们经常使用的“爱情”,都是古汉语里没有的。所以杨克认为翻译体,也有部分合理性。

对于近年来兴起的网络文学,杨克认为“网络文学将‘想象力’发挥得很好,想象力是文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。传统文学既需要关怀现实,也要跟网络文学学习‘想象力’。”影响中国人几千年价值观的,不仅仅是精英文化,还有很多民间、民俗文化,比如仙侠、玄学、传说、传奇,网络文学就运用了“三侠五义”、“民间故事”等表现形式,尤其是经过商业操作后扩大了传播。杨克说:“网络作家也要思考一个问题,就是怎样将‘快餐式’文化做成经典,要注重表达人文精神价值观。”

文学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

唐诗宋词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,都堪称文学经典。这些经典之所以流传至今,就是它们具有文学美、韵律美、音乐美,经宫廷、民间、市井朗诵、传唱、转抄,渐渐就广泛传播并流传下来。

杨克也希望中国未来的诗歌,在语言上要更加注重音乐性,或者是语言的声调、语调、语气和语感。“我认为这是新诗一百年来的不足,当然这也是翻译带来的问题。”

杨克认为一个诗人的写作,就像剪刀要有两翼,一翼是得到批评家、教授、学者和同行等专业人士的认可;另一翼是语言表达的多元化,用词的具体化,传达了人的普遍情感,中外读者都可以代入或者置换,外国汉学家比较容易翻译成另一种语言。也许,这也是他多次被国外邀请参加诗歌活动交流的原因。

杨克参加过一些国际诗会,包括说英语的诗人,觉得他们的诗歌里有很强的节奏感,他们是拼音文字,注重轻重音。比如英国年轻一代的诗歌,能够表演,因为他们有莎士比亚戏剧的传统,这样的诗歌表演有的还有冠名赞助。从这点来说,杨克谈及他的以及其他诗人的作品,不仅应该接受在微博、微信、公众号上这些新媒介传播,未来也要在音乐感上多下功夫,争取将更多诗歌搬上舞台,或者图书馆、影剧院,还要有在广场甚至百货商场大厅表演的勇气和水平,“本来,最早的诗歌就是行吟或者传唱的,我只是希望再做一个回归的工作。”

文学的普及工作是作家的义务,是人生的一个部分。作为国内有影响力的纯文学刊物《作品》期刊社社长,他一直以来不遗余力地为青年写作者提供平台甚至开辟专栏,难怪有人说“纯文学刊物中,《作品》发布90后文章是最多的。”杨克透露,2020年,《作品》将开设高校栏目,每期都发大学生、硕士生、博士生的小说、散文和诗歌。每一篇都要求有老师写推荐语,年底还要进行评奖。

杨克觉得90后乃至00后这一代年轻人,比之前辈作家,他们的视野更开阔,外语非常好,对世界文学的了解更充分,年轻人应该发挥这个优势。其二,写作除了表达个性进行文本实验,一个作家应该立足中国的现实,关心国家的进程。如今中国经济世界第二,这对中国作家国际地位的提升是有帮助的,世界更关注中国,更关注中国的变化和发展,更关注中国发生的事情,那么也更关注中国的文学。杨克说:“我相信,青年一代中肯定会有出类拔萃的作家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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